清代的官员分为京官和外官，两者的身份地位、升迁机会以及财富积累存在着显著的差距。尽管京官因其身处首都，拥有更多与权力中心接触的机会，但在财政收入方面，外官却远远占据了优势。清朝的官场腐败是一个深刻的体制问题，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种种弊端。即使是那些品德高尚、志向远大的官员，也往往在步入官场后，难以抗拒其中的诱惑和腐化，最终成为体制的一部分。
展开剩余40%乡试考官的规矩严苛，要求考官与当地人保持距离，不可轻易接触或收受贿赂。主考官和副考官的轿门会被严密封闭，除了必要的公务活动外，其他任何接触都不被允许。然而，在乡试结束后，各地的总督、巡抚、学政等官员，往往会送给主考官丰厚的辛苦费，数千两银子几乎是常态。此时，翰林们往往因这一笔收入一夜之间富贵了起来。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例。他在京城的仕途受阻，生活困窘，直到被选为四川正考官后，才得以通过主持乡试清偿了所有债务，还寄回老家六百两银子。这类通过执行差事获取的收入在当时是合法的，但如果放到今天，这些行为显然属于不正当的收入来源。更有甚者，科举考试中存在一种未载入法典的棚规，考官通过监考可以获得一定的棚规，这一规矩最终竟被国家默许，成为了官场文化的一部分。 总的来说，清代官场的腐败深植于体制之中，尤其在财政方面，外官通过灰色收入获得的财富远远超过了京官。外官们为了在复杂的朝廷关系网中稳固自己的地位，不得不通过送礼、接受冰敬、炭敬等手段来维系与京官的关系。翰林们则通过主持乡试等差事获取的收入，成为了他们摆脱贫困、改善生活的主要途径。这个时期的官场，充满了明争暗斗的权力博弈，也折射出社会政治生活的风云变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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